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什么“理论”的指导
作者:陈向明 添加时间:2009-4-3 打印 关闭
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什么“理论”的指导
     文眼:与学术性职业相比,教师的工作具有更强的情境在场性。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比,教师的工作性质表现出更强的主观性。
     教师的工作有自己“实践的逻辑”,教师实践理论的包容性非常强,是一个庞杂的系统,以心理的、但未必是逻辑的形式组织起来,是一种“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者心目中也有一种理论图式,通过这种图式,实践者认识自己的经验,理解别人的教育实践。好的教育工作依赖于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成一种反身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型塑。 
 
■陈向明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和我们的日常观察都发现,中小学教师很难将学术界开发的教育学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们即使通过培训或读书,在概念上理解甚至在理念上认同了这些理论,在工作中通常还是不能运用。虽然在历次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工作者和行政部门都一再强调,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将改革的新理念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但大部分教师都很难做到。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教师不钟爱“理论”
     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的观点,“理论”是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按照近代科学主义的观点,理论被认为是“为了解释和预测现象,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用系统的观点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组织在一起的总和”。理论具有学术界特定的逻辑体系和陈述话语,对事物具有普遍的解释意义。然而,教师的工作有自己“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很多其他职业没有或不如此明显的特征,如在场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与学术理论的抽象性、确定性和客观性特征之间不完全兼容。
     与学术性职业(如哲学家、历史学家)相比,教师的工作具有更强的情境在场性,具体表现为行动性、问题解决取向和条件制约。首先,教师通常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体现自己所教的知识、所提倡的价值观和习惯的思考方式。美国学者舍恩认为,教师不仅在行动前和行动后思考,而且更多的是在行动中反思。其次,问题一旦出现,教师最先的反应就是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而不是先运用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法国哲学家布迪厄认为,解决问题需要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和空间上的“当下性”---这就预先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可能的行动路线和方式、方法。再次,教师的工作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所处的“场域”规定了其行动的类型和范围。教师很难从情境中抽身出来,系统地、唯智地、理想化地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与其他专业化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相比,教师工作的对象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生成性、模糊性和特殊性。医生、律师和工程师面对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归类的病例、案件和工程,而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不同的、正在发展着的人,他们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可塑性。教师很难将理论准确地一一对应于学生的培养,而更多地使用英国学者施瓦布所说的“熟虑术”(根据具体情境多义地解读已知理论及其应用范围)和“折中术”(直面问题解决而综合使用多种理论)。其次,教师工作的内容多样繁杂,时空边界模糊,承担的责任弥散。教师工作中的很多事情互为因果,无法被清晰地切分成碎片进行剖析和精确的计算。因此,教师在思维时通常不依赖线性的、形式逻辑的理论推理,而更多呈现模糊的、探究的特征,如使用意象性的、具有情感和道德意涵的比喻、故事和图像。再次,教师的工作是情境依赖的、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其工作效果很难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检验。
     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比,教师的工作性质表现为更强的主观性,具体表现为人际性、价值导向和情感投入。首先,教师被认为是一个“自我选择”的人群,他们热衷于与人打交道,特别是能够通过影响孩子的成长而获得持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主体间性”的关系,通过互动而达成教育效果。其次,教育是有目的的行为,从事的是“良心事业”,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教师有一种“为了孩子好”的意识,对他们抱有美好的期望,并以一种自己认为“良好的、恰当的”方式影响着他们。再次,教师对孩子是有感情的,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都是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必然会影响到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果。与“学术人”相比,教师具有一种“反智”倾向,厌恶冷冰冰、无人情味的理论,因为它会压抑教师对孩子全身心的、无反思的爱和关注。
为何“理论联系实际”不适合教师专业发展
     “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不适合教师的教育实践,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它所遵循的科学主义范式下的“技术理性”存在不足。技术理性有三个基本假设: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通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可以在实际情境之外开发出来,如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办法可以由出版物、训练或行政命令等途径转换成实践者的行动。技术理性推行的是“研究-开发-应用-推广”的模式:研究产生理论;理论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应用理论的结果是生产出一套为特定消费群体服务的产品,如课程、教材、教学参考书,然后将产品推广给消费者,如教师。
     然而,教师的工作和专业发展更多的是遵循实践认识论范式下的“反思理性”。反思理性也有三个基本假设: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特定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开发出来;这些办法不能任意地使用到其他情境,但可以被其他实践者作为工作假设,在自己的环境中进行检验。反思理性推行的是“实践-反思-开发-推广”的模式:教师先自己实践,反思自己的经验,通过集体商议,对经验进行提炼,开发出符合自己实践的理论,最后才推广到类似的教育教学情境中。
因此,不论是对教师的工作特征进行分析,还是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改进建议,都不应该完全从学术界的理论视角开始,而应该将教师亲历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出发点。教师工作的对象是现实,而理论工作的对象是思想。思想可以抽离现实,以单纯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现实是复杂的、变动不居的。教师的工作植根于生动、具体、完整的教育场景中,有自己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发展轨迹,需要整体的、跨学科的、超理论的分析。
教师需要什么理论
     上面的分析表明,那些远离教师实践的“宏大理论”对教师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大。这是否意味着教师不需要理论呢?完全不是。教师非常需要理论,但这些理论应该贴近他们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对他们的日常工作有明显的启发意义。这些理论不一定完全来自“外面”和“上面”,也可以来自“里面”和“这里”,既可以来自教师自己的实践和经验积淀,也可以来自与外来理论之间的对话。
     来自教师自身的理论可以被称为教师的“实践理论”,它们是教师内心真正信奉、并在其教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和表现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其具体内容可以包括教师的教育信念、自我认知、人际感知、教学机智、策略性知识、批判反思意识,等等。
教师实践理论的包容性非常强,包括理想的和现实的、情境变化的和一般稳定的、内隐的和外显的、言说的和奉行的、情感的和理智的、道德的和美感的,等等。它是一个庞杂的系统,以心理的、但未必是逻辑的形式组织起来。
     从来源上说,教师的实践理论内生于教师自己的行动,大都来自教师的个人经验,对教师更具有亲和力,更少威胁感。它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是一种关于其对象是可改变事物的人类践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事物中的践行作为自身目的;它不是通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获得的,经验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它要求我们身体力行”。
     当我们提出教师的实践理论这个概念时,此时理论的定义显然已经与上述西方古典哲学和近代科学主义的定义很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如何定义理论?是否存在多种理论?不同的理论对教师的实践各有什么作用?
从词源上追溯,希腊语中的“理论”(theoria)指的是“对现实的参与式观察”,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实践的出席和在场。中世纪,理论逐渐被信仰所取代,真理变得越来越外在于人类生活。近代西方科学兴起后,人类越来越强调人自身理性的重要性,理论越来越失去了沉思和批判的作用,被认为是一种经由人的理性作用对事物实施预测和控制的原理。理论与实践被对立起来,实践越来越由理论来规定。而教育学---随着它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也越来越趋近科学(对教育真理的单一认知),而逐步远离了教育实践(知、情、意统一的智慧性活动)。教育研究及研究者与教育实践及实践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教师的实践智慧日益不被重视。
     据此,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实体,由学术界开发,被用来解释世界、指导行动。然而,教师的工作具有自己特定的逻辑,法国哲学家布迪厄说:“实践逻辑的逻辑性只可以提炼到特定的程度;一旦超出这种程度,其逻辑将失去实践意义。”本文提出教师实践理论的观点,就是为了回归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原本意涵。正如英国学者卡尔的观点,有关教育理论的性质的思想总是关于教育实践的性质的思想,并且总是体现为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的一种潜在观念---所有教育理论都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原理。教育实践者心目中也有一种理论(思维)图式,虽然通常是缄默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但它构成实践的要素。通过这种图式,实践者认识自己的经验,理解别人的教育实践。好的教育工作依赖于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成一种反身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型塑。教师的工作本身就包含了教师的实践理论,教师在理解、反思和行动三者的互动中对自己的理论不断进行修正。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的教育理论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学术理论,属于经验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范畴;一类是实践(行动)理论,属于实践教育学的范畴。学术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教育现象,揭示的是一种理想模型。而实践教育学是一种适合行动的理论或一种为行动提供指导的规范性理论,按照实践的需要和特定历史条件对可能的价值和规范进行选择。教师的“实践理论”即属于实践教育学的范畴。
既然教师与学者有不同的教育理论,他们之间就不应该是指导与被指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合作、对话协商的关系。即使双方不能总达成共识,但相互交流这一“遭遇”本身就具有潜在的教育意义:它会为教师提供更加广阔的知识视野,激发他们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更加审慎的反思;也会使学者看到理论怎样遭遇着实践逻辑的阻隔,避免沉溺于纯粹的理论探讨,增强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洞察力。
     由于教师与学者的理论不一样,理论联系实际提法中所预设的“学术理论高于实践理论”的观点显然也不能成立。学术理论不一定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需要被发觉和提升。教师要理解学术理论的含义,认同其精神并在行动中落实,需要首先觉知自己的实践理论,才能在接受外来理论时找到结合点,与不同理论形成对话,与学者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平等对话的“实践共同体”,其专业发展也才会有丰富、充沛、多样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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